30年争议者·改革者与失败者

事发之前，曾经有记者问黎，是否有可能将广东的三大报业集团合并。黎马上回答这是一个“非常浪漫大胆的设想”，但是如果上级有这一考虑并成立一个合并小组的话，“我会主动请缨担任合并小组组长”

本刊记者 张欢 发自广州

评点中国传媒30年得失成败，黎元江是一个绕不过的名字。

四年前，身为广州市委宣传部部长的他，因受贿罪而被判处12年徒刑。

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中，他被认定为“1991年8月至2001年6月，被告人黎元江在任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兼广州日报社编委会总编辑、广州日报社社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33万元、美金1.9万元、港币1万元”。

正是在他的任上，广州日报成功实现了狂飙突进式的转型。从一家地方党委机关报转型为中国最赚钱的报纸。广州日报也在1996年成为中国第一家报业集团，一举开创了中国报业集团之路。

在广州日报的“鲶鱼效应”下，身处广州的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三大报业集团相继发力，引领了中国报业改革先河。

知名作家张欣曾以那时广州报业竞争风云为素材写过一本畅销小说《深喉》，时至今日，三大报业集团竞争时发生的一幕幕传媒故事，就像是一出永远没有落幕的戏剧。而不论是小说还是现实生活中，黎元江都是那个红极一时的主角。

今天，身处广东省四会监狱，黎依然在坚持办报，他是监狱的优秀通讯员，负责报纸一版的评论，每个月能发10.5篇稿件。他仔细计算着自己每个月在狱中的发稿量，因为这关系到他的服刑积分与减刑。

办报的疯子

在没有从事报业工作之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78级大学生黎元江更多是以一个理论明星的姿态出现在广东政坛。

1985年到1986年间，黎元江与人利用业余时间合作撰写了章回体政论小说《社会主义四百年》，这本普及政治读物糅合了金庸武侠小说的特色，用演义的方法讲述社会主义运动史。此书出版后，吸引了包括时任广州市委书记许士杰在内的很多人的注意。此书获得了全国优秀畅销书奖，也为作者赢得了“才子”声誉。

1991年，黎元江担任了广州日报总编辑，此时，他还不满40岁，行政级别属于厅局级干部，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媒体领军人。

据广州日报的老人讲，这时的广州日报衙门作风依然强烈，报纸的发行量不超过10万，固定资产在3000万左右，记者编辑队伍中一半人没有正规大学的文凭。

其实，这不单是当时广州日报的情况，当时中国的媒体大都如此。

黎元江入主广州日报后，很快就给这份党委机关报打上了黎氏烙印。他按照国际惯例建立总编辑直接控制下的“大编辑中心”，即集中的统编报纸几乎全部新闻版面的编辑部，将产业中的“质量”概念引入新闻的加工过程，保证了报纸一半以上的版面“当夜即拼”，大大提高了稿件的新鲜性。在办报业务中，黎元江还常年坚持评报、坚持剪报、坚持评好稿。

为改变报纸的人才结构，广州日报大举北上揽才，大把引入名牌高校的毕业生，其中不乏硕士、博士，每年年底，他都要飞到北京亲自游说大学生。

“他是办报的疯子”，一位当年的广州日报中层干部用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作为总编辑的黎元江。“看报纸简直成了他的爱好。有的领导出国考察纯粹就是游玩，但他不一样，他是真正去看去想。”

为保证新闻的新鲜性，广州日报把报纸的截稿时间一再推迟，深夜一点多，黎元江亲自在编辑中心看大样。

此时的编辑部无比安静，编辑们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一旦黎看到不满意的版面，当即“唰唰”撕掉，编辑必须马上回去重新拼版。

版面交付印刷厂后，一般就到了凌晨三点多，此时的黎元江依然精力旺盛，还会召集手下的中层干部们开会讨论业务。

更可怕的是当这些骨干回家刚刚喘息没几个小时，早晨七点多又会接到黎元江秘书的电话，大家又要赶回报社开新的业务会议，这一开就可能到了中午十二点。

黎元江有句名言：“如果你做了一年报纸，都没让上头(指宣传部)批评一回，那就说明你一年什么都没干！”

在具体的办报理念上，黎元江的态度又是务实而创新的。他曾提出一个三段论：大前提是报纸必须导向正确才能生存下去，小前提是报纸必须吸引读者才能扩大发行，最后的结论是——报纸必须兼顾这两者才能存在和扩大发行。

他还是一个重视亲历亲为的老总，对细节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潇湘晨报》执行总编龚晓跃回忆当年的黎元江特别提到这一点：“此君当真是虎头虎脑，不苟言笑，所到之处，人皆噤若寒蝉。他一般不讲什么大道理，只说细节。他读报细致入微。记得1995年初的时候，他一连三天炮轰某版某标题下铺的灰网，第一天是‘我不喜欢这种网’，第二天是‘请不要用这种网’，第三天是‘我早说过了，不准用这种网，为什么还要用？谁还在用？’雷霆震怒，山河变色。”

尽管身处报社一把手，黎元江依然常年坚持亲自评报、剪报、评好稿，更把这种手段作为面向全体采编人员交流的一种工作方法。

一位北京的记者曾经写过一篇钱锺书拒当“东方之子”的新闻，这篇报道随后迅速转载到广州日报上。该作者致电广州日报，得知此文是黎元江看到后，觉得非常漂亮，马上剪下来，交给值班编辑。

当广州沙面地区的建筑群被评为文物建筑时，黎当即指挥采编做出八个版来报道这一事件，他明白，对于广州人来说，这是最好也是最吸引人的新闻。

黎元江升任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后，仍然会经常回到报社看大样，指导采编人员。

在对待人才上，黎元江又有着一种豪放的江湖习气。他会严格控制成本，会经常和手下计算报纸加一个印张需要付出多少成本，但是当手下做出好的成绩时，又是大笔一挥，不吝重奖。

当年他挖来一位业务骨干，曾许诺给一套房子，市区内，80平方米，但可能会是旧房。随后这位记者做出了一次非常出彩的报道，被某位国家领导人看到后都说好。第二天，时任总编何向芹就带着这位记者去旭日大厦看房，把一套147平方米的新房的钥匙交给了这位记者。

新闻生意人

黎元江能够带领广州日报闯出一条报业改革之路，不单在新闻业务上，在报纸的经营管理上更是开创了中国报业的一片独到天地。曾经在他身边工作的一位报纸中层给他的定义是——“新闻生意人，他首先是一个商人，然后再是传媒人，但他又把两者结合得很好。”

在黎元江时代，广州日报开创了报纸连锁店模式，并率先实现自办发行。

在发行上，他甚至会发动全体员工齐上阵，到广州各大住宅小区逐家逐户地搞推销，被称为“洗楼”。

当时广州最为火爆的报纸是《羊城晚报》，甚至到了要登广告都要推后若干周的地步。黎元江瞄准这一点，迅速扩版，把别人没办法刊登的广告拉入自己怀中。

广州日报此时还大举进军房地产，利用自身资金储备，和一些要从市区搬迁至郊区的企业达成交易，以资金换地皮，使得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为广州大房地产商之一。比如早年他们曾在闹市区得到一块地，盖了19层的大楼，光靠卖掉底层的商业用房就赚回了投资，另外还剩几千平米的大面积可供自己使用。

此时的广州日报社面积并不大，黎元江开始了自己把新广州日报建设成“地标”的宏大设想，他的理由是——只要我们像纽约时报那样在时代广场旁拥有了自己的地盘，广州其他媒体就很难再制造困难。

只是未等到这一设想成立，他就已经失去了自由。

回首当年辉煌，狱中的黎给自己的定位是“起了25%